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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尚任


2016-02-02 10:26:40   1 感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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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尚任(1648-1718),字聘之,又字季重,号东塘,又号岸堂,一号云亭山人,山东曲阜人,孔子后裔。历官国子监博士、户部主事、员外郎,中国清朝戏剧作家,著有《桃花扇》,与《长生殿》作者洪升齐名,俗谓“南洪北孔”。

20岁前后,孔尚任考取县府学生员。后来参加岁考,没有录取。但孔尚任并没有放弃做官的念头,他典卖了家中田地,捐资纳了一个“例监”(国子生)。31岁,他于县北石门山,读书著述,谈古论今。在少年时代和读书石门山时期,孔尚任已对南明兴亡引起注意。这期间,他曾从亲友处采取轶闻,又从诸家记载中撷取史实,准备写一部反映南明兴亡的传奇。这就是《桃花扇》创作的酝酿时期。

康熙二十一年(1682),孔尚任35岁时,应衍圣公孔毓圻之请出山,修《家谱》与《阙里志》,教习礼乐子弟,采访工师,监造礼乐祭器,为康熙帝玄烨第一次南巡祭孔活动作准备。次年康熙亲自到曲阜祭孔。这是清统一全国以后第一次最引人瞩目的尊孔大礼。孔尚任被选为御前讲经人员,撰儒家典籍讲义,在康熙面前讲《大学》,又引康熙观赏孔林“圣迹”。因讲经、导览都能称旨,康熙破格升他为国子监博士。意外的恩荣遽然激发了他对清统治者感恩戴德之情,他一面对“不世之遭逢”受宠若惊,一面准备“犬马图报,期诸没齿”,充分反映了这个局限于个人升沉知遇的儒生对新统治者的依附态度。

出仕创作

1684年康熙南巡北归,特至曲阜祭孔,三十七岁的孔尚任在御前讲经,颇得康熙的赏识,破格授为国子监博士,赴京就任。三十九岁,奉命赴江南治水,历时四载。这个时期,他的足迹几乎踏遍南明故地,又与一大批有民族气节的明代遗民结为知交,接受他们的爱国思想,加深了对南明兴亡历史的认识。他积极收集素材,丰富创作《桃花扇》的构思。[2] 

康熙二十四年(1685)初,孔尚任进京,正式走上仕途。当他还来不及显现其儒学经纶的才能时,七月初,即奉命随工部侍郎孙在丰往淮扬,协助疏浚下河海口。孔尚任本期望为朝官,意在于“清华要津”,现一旦与渔人为邻,鸥鹭为伍,颇为失望。滞留淮扬四年,孔尚任时有迁客羁宦、浮沉苦海之感。他亲见河政的险峻反复,官吏的挥霍腐败,人民的痛苦悲号,发而为“呻吟疾痛之声”,成诗630余首,编为《湖海集》。这些作品摆脱了早期宫词和应酬、颂圣之作的不良倾向,较深切地反映了他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一些认识。

淮扬一带是明清之际政治军事斗争的重要地区。在这里,孔尚任驻足于南明江北河防之地。在扬州登梅花岭,拜史可法衣冠冢;在南京过明故宫,拜明孝陵,游秦淮河,登燕子矶,他特地到栖霞山白云庵,访问了后来被写进《桃花扇》的张瑶星道士。这表明,孔尚任正为《桃花扇》的创作积极进行着实地考察。这时,他还结交萃集在这些地方的明代遗民,其中有与明末政治斗争有密切关系,或与清政权持不合作态度的冒襄、黄云、邓汉仪、许承钦、龚贤、石涛,谈古论今,过从密切,有时"所话朝皆换",竟秘而不为“门外人道”。淮扬四年不仅是孔尚任对现实认识的深化时期,也是创作《桃花扇》最重要的思想和素材的准备时期。[2] 

康熙二十九年(1690)

孔尚任回京,开始了10年京官生涯。康熙三十年(1691),孔尚任购得唐代宫廷著名乐器小忽雷。三十三年(1694),与顾彩合作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传奇《小忽雷》。作品以梁厚本购小忽雷、郑盈盈弹小忽雷,二人终于结成夫妇的遭遇为线索,表现了一代文人的沉郁不平,歌颂了郑盈盈不慕富贵,不畏强暴,坚贞不屈的反抗精神;作品着重描写了帝王的昏庸、藩镇的跋扈,权臣、宦官的专横与倾轧,反映了唐代元和开成之间朝政的腐败情况。在史料的取舍上,剧本充分重视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性,很多人物、事件"斑斑可考";但在具体的人物(如梁厚本、郑盈盈)关系、情节发展上,又进行着大胆的虚构。这部剧本是孔尚任在创作《桃花扇》之前的探索性成果。它为《桃花扇》的创作提供了艺术经验。前5年,他仍做国子监博士,三十四年(1695)秋升为户部主事,奉命在宝泉局监铸钱币。三十九年(1700)三月,为户部广东司员外郎,并写成了《桃花扇》。一时洛阳纸贵,不仅在北京频繁演出,“岁无虚日”,而且流传到偏远的地方,连“万山中,阻绝入境”的楚地容美(今湖北鹤峰县),也有演出(《桃花扇本末》)。次年三月,孔尚任被免职,“命薄忍遭文字憎,缄口金人受诽谤”(《容美土司田舜年遣使投诗赞予〈桃花扇〉传奇,依韵却寄》),同月即罢官。这时期,虽然结束了湖海生活,但始终遭到冷遇,更无法发挥他颇为自许的管晏济时之才。10年中,他写了《岸堂稿》、《长留集》(与刘廷玑合著)等诗文作品,时时感叹自己穷愁潦倒、碌碌无成。"弹指十年官尚冷,踏穿门巷是芒鞋",正是他10年宦情的概括。这些苦闷,无疑没有摆脱个人仕途升沉变迁之感,但有些诗却也加深了思想深度,诸如否定君王"造命",揭露官场倾轧,直指"盛世"为"浊世"之类,都表现出对康熙的所谓知遇之恩、险恶的宦海风波、现实的黑暗混浊等方面有了更清醒的认识。因而,当他以东鲁狂生自命,"弹铗燕市中,独歌不逐吠"的时候,表现出了难以抑制的激愤。罢官后,孔尚任在京赋闲两年多,接着回乡隐居。康熙五十七年(1718年)这位享有盛誉的一代戏曲家,就在曲阜石门家中与世长辞了,年七十岁。他的作品还有和顾采合著的《小忽雷》传奇及诗文集(湖海集》、《岸堂文集》、《长留集》等,均传世。[2] 

他需要依附于统治阶级,对康熙皇帝有感激之情,但因为不得志,他对清廷的掌权派不满,并逐渐对康熙的“知遇”之恩表示怀疑。他希望用世,施展才能,不羞谈仕途经济,但在浊流中仍保持着自己的情操,并且对历史和现实有自己的见解。他时而讴歌新朝,时而怀念故国;时而攀附新贵,时而与遗民故老神交莫逆。清初复杂的民族矛盾、阶级矛盾以及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,形成了他复杂的变化着的思想立场。这就是孔尚任从事戏曲创作时的思想状况。[2] 

抑郁离世

《桃花扇》脱稿后 9个月,即康熙三十九年(1700)三月,孔尚任以“疑案”罢官。确切原因不详。今人从作者《放歌赠刘雨峰》“命薄忽遭文字憎,缄口金人受谤诽”等诗句及友人赠诗推测,罢官可能与《桃花扇》的内容有关。这一推论得到较广泛的承认。但是,因为《桃花扇》历演不衰,也没有禁止刊行,因此也有人怀疑此说,认为疑案与《桃花扇》无关。真实的原因,有待于确凿证据的发现。

康熙四十一年(1702)末,孔尚任带着悲愤的心情回到家乡,过着清苦寂寞的生活。其中,他曾往山西平阳、河南大梁、湖北武昌等地作过短期的漫游,做过幕僚,终在抑郁之中逝于曲阜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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